我一向认为，历史上的南京知识界，文化和学术方面成就很高，但在思想领域则很少有出色的建树，或者说，没有独立的见解。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天下大乱，江苏和南京地区总是“不为天下先”，或“岿然不动”，或“随波逐流”。这也许与江苏地区偏于安定而较少变动，以及因此导致的居民思维有欠活跃有关。如果我幸而言中，那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过分的顺从、苟安，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盛行可能造成全社会价值判断的模糊、“犬儒主义”的泛滥和公共关怀的缺失。这对于作为民族和社会良知的知识界来说，不啻是一种灾难。
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杞忧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五四期间南京知识界的表现，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陶行知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1917年，陶行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国，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京高师”）聘为教育科教授。
陶行知是大学者杜威的得意门生，但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贯彻教育理论、建设“教育救国”事业上的成就大大超过他的老师（杜威语）。
他不断探索推动中国教育事业前进的问题。1919年10月，《新教育》上发表了他的《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文章认为：“学生自治这个问题，是自动主义贯彻德育的结果，是我们数千年来保育主义、干涉主义、严格主义的反应，是现在教育界一个极重要的问题。”陶行知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教育的弊病和症结所在，称得上是真知灼见。当然，这件事情，对于他伟大的一生来说，最多不过是交响曲中的一个小音符而已。
陶行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他更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学生爱国运动。
同年5月9日的黎明，南京各校学生集中于小营演武厅前召开大会，近千人与会。身为南京高师教育科教员兼教务主任的陶行知，联合其他爱国人士，当众演讲国耻历史，表达誓雪国耻的决心。与会人员情绪高昂。会后，学生游行到省长公署请愿，途中散发大批传单，要求北洋政府惩罚国贼，释放被捕学生。
5月13日，南京2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各举代表4人，召开南京学界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会章，确定宗旨为“提倡服务社会，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陶行知被公推为会长、在该会的影响和带动下，南京各大商业组织特别是南京总商会开始坚决抵制日货。
一周后，江苏教育厅通知各校：“日前南京地方，有假学生名义发生不稳举动，要严加防范。”而南京学生自北京罢课消息传来后，早已义愤填膺。他们不受教职员劝导，全体罢课。本应“在其位谋其政”的陶行知不畏政府压力，仍以学界联合会会长身份，领导各校学生爱国运动。不久，学界爱国联合会因内部分化而解散，新诞生的学生联合会继续聘请陶行知等人为顾问。
11月中旬，“闽案”的消息传到南京。12月8日，南京各界借大中桥省立公共体育场召开有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公推商业家徐瀛为正会长。陶行知为副会长。次日，徐陶二人赴两署———督军署、省长署请愿，要求两署会同致电北京当局，据理力争。这次斗争，取得了相当效果。
五四时期，在教育系统身负重任的陶行知，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不顾一己利益，以满腔热情给予正确的指导和帮助，而且剑及履及，亲身投入爱国运动的行列，成为南京爱国运动的杰出领导人。这在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与陶行知不同，郭秉文走的是一条颇富“中派色彩”的道路。
1920年夏，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仿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蔡元培先生负责的北京大学，在校举办暑假学校，进行“自由讲学”。在相当长时间内，他集中精力延揽国内外著名学者或饱学之士前来讲学。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每年如此，直到1925年初他卸任为止。
郭秉文认为，学校是学术机构，是培养人才的地方，非学者不能担当起此任务。他强调，教育不应卷入政治风潮，政治更不应该干预教育，学校应由教育家独立去办理，否则不能保持学府的纯洁性，学者就是学者，不亲近政治势力。他自己毕生未参加任何党派。孙中山曾邀请他参与革命大业，他也未从命，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态度。郭秉文的“学者治校，学者不参与政党、政治”的思想，对南京高师、后来的东南大学乃至中央大学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郭秉文延揽师资，崇尚实学，不务虚名；礼贤下士，竭诚相聘。他多次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周咨博访，亲往以求，或向学校有关方面作详细了解，或亲自听课和观看实验。他通过各种途径寻觅学有所长的名家学者，为南高、东大物色了众多人才。郭秉文的“杰作”之一是促成成立于美国、由数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来南高，使之成为南高、东大师资来源的主要渠道。郭秉文延师有道，传为美谈。胡适曾风趣地说：“要不是蔡孑民先生有约在先，我也难以逃出郭秉文之手，我的两度同窗挚友任鸿隽，不是已被郭先生请去了吗！”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在所著《中国五十年》一书中，对郭秉文赞誉备至：“他延揽了50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北京大学教授梁和钧先生在其《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说：“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英秀，故校誉鹊起……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的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东大能有此日，郭秉文校长居功至伟。
郭秉文曾经说过，知识无国籍，科学无国界，一个民族欲使自己的文化兴盛，必须不断除旧布新，融合中西，创造和发展新的文化。他本人系书院出身，长期受儒家学说熏陶，后来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凡事总希望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所以，他企图通过中西的文化、学术交流，增进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来促进世界和平。20年代初期，国内大学不多，竞争局面尚未形成。北大东大，一北一南，相处甚为友好。北大的前后任校长蔡元培、蒋梦麟诸先生及一班教授，对东大的诞生和发展，始终都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因此当时的东大，在国内高校中已经拥有无可争议的地位。郭秉文进而考虑扩大国际影响，努力把东大办成具有世界声誉的名校，他除了大量延聘留学生和不断派遣助教出国进修外，还十分重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一段时间内，东大成为中西学术交流的中心，各国著名学者来华讲演、讲学，几乎必来这里。
1921年10月至1922年初间，美国大教育家孟禄博士多次来东大参观、考察并发表演说。孟禄系国际教育会东方部主任，因此对中国教育尤为关心。他认为东大将来可成为东方教育的中心，“是中国最有希望之大学，”“将来该校之发达，可与英牛津、剑桥两大学相颉颃”。
除孟禄外，美国的杜威教授，德国的杜里舒博士、韦理博士，中国的梁启超、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曾琦、李璜等名家纷纷前来，遂为一时之盛。只可惜昔日的光荣已成往事！惟有后来人努力了。
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开始入侵，西风开始东渐。随着欧风美雨的浸润，南京的新文化、新文学也不落人后，发展相当迅速。但是比较之下，南京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创作却更为繁盛。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南京成了全国古文研究的重镇，一批高等学府和后起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相继诞生，海内外该领域的一流人物云集。南京遂有“大本营”之誉。这里仅以南高和东大为例。
1918年，郭秉文在南高设立国文史地部。翌年，他将该部与数理化部合并，建立文理科。1921年10月，东大正式建立。两年后南高和东大合并，名称为东南大学。该校文理科是在南京高师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前后近10年间，南高、东大文科所聘知名教授有：刘伯明、汤用彤、陈衡恪、杨杏佛、王伯沆、柳诒徵、钱基博、吴梅、吴宓、梅光迪等人，均是蜚声南北的学界名流。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波及南京，杨贤江、张闻天、沈泽民、左舜生等组建“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出版《少年世界》，宣传新文化、新思潮。面临这股强大的潮流，南京知识分子并不人云亦云。南京高师生物学系教授胡先马肃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刊》上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上〉》，首先参与新文学论争。这种“异端”精神，在当时殊为不易。
随着新思潮影响日臻广泛，南京知识界一批倾向于内敛、稳健的学者，也树起了代表自己主见的旗帜。1922年1月，东大教授吴宓、梅光迪、胡先马肃、柳诒徵、刘伯明等创办《学衡》月刊。它的宗旨是：讲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目的则是：翼学，攸思，崇文，培俗。
《学衡》创刊后，先后发表《评提供新文学者》、《论新文化运动》、《评〈尝试集〉》等文章，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影响，也出现了“《学衡》派”之称。
与陶行知、郭秉文的道路不同，“《学衡》派”带有那么一种“复古”倾向。它的“不和谐”声音，自然激起了新文化运动人士的愤慨。他们群起反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鲁迅。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士号召力相当强大，在他的带头声讨下，《学衡》派处境维艰，不久迁至北京，逐渐归于沉寂，最终于1933年停刊。
平心而论，《学衡》主张坚持民族自尊自信，以科学态度对中学西学实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鼓励弘扬民族精神，贯通古今，融会中西，自立风格，独树一帜，应当予以肯定。可惜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年代，这份偏于理想型保守主义的刊物是很难生存的。
五四时期，南京知识界的表现令人欣慰。无论是陶行知的高举自由和民主大纛，奋勇前行，还是郭秉文的为学术而学术，致力于培养人才，淡泊明志，或是“《学衡》派”的孤守一隅，几近于遗世独立，不为时俗所动，都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界的优良传统。那种对国家、民族、社会、文化前途的热切关注，对自身学术理念和社会理想的不懈追求，对真理和进步的无畏献身精神，都可以说是无可挑剔。最令我仰慕不已的，是他们所坚持的宽容精神，信仰和追求的不同，并不妨碍他们的个人关系。也许已经“道不同不相为谋”，也许后来是“各为其主”，但朋友还是朋友，学术还是学术，最差也是“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多么了不起！足以成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永远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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